如此，就可以经由这些国家权力的作用，实现对安全的保护。
一方面，宪法直接确认了一系列公民基本权利，使之宪法化，成为明确的公开的普遍的宪法权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法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随着欧洲神治体系的崩溃，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人人平等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表现在依法治国被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其二，宪法至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从历史上看，正是在商品经济开始发展之后，近代政治和法治才开始发生变革。
这是体现中国智慧、反映中国实践、彰显中国优势的宪法话语。前文引用过习近平的重要论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可是，在所谓的民族自决和公投理论的遮蔽下，这种自古以来的历史正当性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明力。
（二）交往行为：两岸协商对话 交易行为追求的是个别利益的最大化，本质上不过是忽略了他者存在的独白式理性。无论是共同的语言，还是共同的历史命运与记忆，都非交往理性可独立构建的。近代启蒙哲学总体上属于主体哲学的范式，关注的是个体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及其行动。[51] 关于非制度性的现实商谈并不必然产生合意，参见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 3. Aufl., Frankfurt/M 1996, S. 415. [52] 同人与人之间社会连属关系相近的理论是法国法学家狄骥提出的社会连带理论，社会连带关系通过成员在（1）需求上的相似性，（2）满足需求能力的差异性而带来的相互依赖性，经由劳动分工而形成。
但是，在交往关系中则不然，行为主体并非以特定的个体利益为最终目的，而是以理解与共识为行动取向。台湾的一度沦陷，同大陆一度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都属于连属关系的断裂。
在理性的时代，凡谈及家，要么冠之以封建家长制的标签，要么归为非理性的范畴。如前述，中国这一概念包含了三套符号体系，一是从西方继受过来的人民主权的精神秩序，二是历经革命之后仍然保留至今的传统社会符号系统，三是建国七十年来的社会自我生成的符号系统。从法律适用上看，任何行为的意思表示要么明示要么暗示。三是人民秩序的成熟，人民化身为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个社会行动的细节里都映射出人民的存在。
对于个中国来说，前者对应的是主权独立，中国人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早于卢梭的霍布斯则用授权-代表结构来区别人群与人民，没有单一人格的人群不能算是人民。这几种超民族国家空间秩序的生成各有其合法性的理据，如普世主义理论、自由契约的合意理论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一元化的国际法理论[5]。当一个人居空间进入某种稳定的秩序状态时，人们从理论上将其定义为国家[3]。
（一）国家统一作为法定义务 如前已述，我国宪法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规定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义务。[50] 然而，交往行为只是一种程序行为，并不必然会达成合意[51]。
[14] 参见[法]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9-200页。1840年之后的详细历史叙事和论证，参见国台办新闻局编：《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九州图书出版社，2000年。
每次大规模扩张之后，空间便进入到一种相对来说稳定的秩序状态。[47]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人民肇兴而成为一个新生的王国，人民通过鼎革而从旧的文明秩序中解放出来成长为一个新文明秩序，从王权专制的国家变成政治家的国家。[43]然而，尽管两岸商贸往来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台湾也从中大受其益，但在大陆的很多台商却对统一缺乏认同。[36] 综合来说就是，人民这一符号同所在空间连属成为一种真实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三个历史阶段：一是人民的出生，即肇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二级在此不是指第二级，而是比原有层级更高一级的意思。当我们界定一个整体的时候，整体是由某些要素组成的定义并不准确，确切说，整体是由某些要素连属而成的。
在空间变迁中，空间扩张尤为令人瞩目，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页。连属关系通俗的表达就是一家亲，构成整体的每个要素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55]。
[61] 2013年10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巴厘岛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时，首次提出两岸一家亲的说法。在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上，两岸一家亲正式写进了十九大报告。
参见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trans. G. E. M. Anscom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3, §66, p.31. [56] 《道德经》第54章。事物的整体性不在于要素本身，而在于诸要素之间的连属关系。近代以来，中国从古代的天下收缩为一个民族国家。乍看起来，两种秩序观貌似对立，因为前者是原初现代性意义上的空间修复，而后者则是二级现代性的现实需求。
所以，这三个层面划分还属于理论类型，现实的空间法类型是复杂的，既有民族国家的法秩序，也有超民族国家的法秩序，如世界霸权力量、地区联盟和形式上的所有国家间联合。在国际层面，国家间公法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国际社会。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理论都同神学-自由意志观念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当前世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理论。[32] 参见[奥]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第53页。
一是人民本身是一种符号代表，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秩序合法性基础，它在西方国家是扎根自身社会的存在性代表，但到了中国，还只是一种初级代表。[30] 在初级代表意义上，人民主权只是社会的一个符号，一个国家宪法之中规定了人民主权并不等于人民就对国家拥有了主权。
[18] 也就是说，中国若要继往开来，既实现统一又走向世界，就必须思考，中国如何成为可将自由意志与连属关系兼收并蓄的空间秩序单位。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独立存在的台湾人民，只有作为中国人民一份子的台湾人民。新中国以来，人民主权的符号秩序在一系列的中国化进程中取得巨大成就[3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见证了中国人民的日益成熟。参见Immanuel Kant,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Hamburg 1998,§ 24. [58] [德]卡尔·施米特：《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载《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页。每个精神秩序脱虚就实，都首先建立在祖国这一特定历史存在之上。
生活世界中有两类彼此不可化约的社会行为：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二者分别对应的是契约关系与交往关系。在契约观念全面支配现代社会关系以后，家与共同体就被肢解为个体为了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临时团体或合伙[57]，而交易和消费为主的市民社会也全面取代了政治和公共领域。
这种状态必然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秩序状态。主权是国家的灵魂，同主权相连的是人民意志，但人民主权所能证成的是确定空间的合法性，对于不确定的空间则不然。
